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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藝謀超生: 張藝謀:把我定位為斗士是媒體的誤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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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張藝謀坐在離監視器不足一米的布面椅子上,身體極有自制力地向前傾斜,長久凝視著小屏幕,偶爾用右手摸索左手的大拇指,發布“開機”或“停”的命令。這兩道指令將攝影棚分割為界限明晰的兩種氣氛:前一種是針尖落地亦巨響的肅穆,後一種則給喝到嘴裡的水騰出一個“咕咚”一聲咽下去的機會。如此這般從早晨9點開機,至凌晨收工,張藝謀沒有吃飯,極少走動,不曾休息過,只喝很釅的普洱茶。


  那是正在北京懷柔影視基地拍攝的《三槍拍案驚奇》片場。就連坐在影視基地外馬路牙子上的民工也竊竊私語:“張藝謀在裡邊兒。”攝影棚外偷閒抽煙的工作人員,一邊抱怨如同苦修營,一邊交流著在甘肅片場智退狗仔隊的趣聞。這種戒備森嚴、又散發神秘魅力的行宮氣氛,並非來自高牆深院或看門查崗的,而來自張藝謀身上發散的氣場,它彌漫開來,穿透高牆,將過路的、保衛、看門人、探班的、所有演職人員一網打盡。他們全都是圍繞在張藝謀身邊的亞文化太空殘骸或漂浮的碎片,圍繞著不變的中心沿著橢圓軌道而行。

  執導奧運會開幕式後,張藝謀本人的風格被抽象化了。人們不再費心通過他的電影猜測他的意圖、他的性情,他從幕後走到前台,接受直接的、針對他本人的疑問:他是命運選派來的這個時代的魯斯本,為國家意志演奏樂曲嗎?他從來沒有承認過這一點,他換之以“人民”,他為中國人民出力;身為藝術家,他那寶貴的孤獨與獨創力遭到侵蝕了嗎?他有困惑,但妥協不見得是壞事,服從大局是必要的;他是否受到了權力的誘惑?他強調只是個電影工作者,甚至是娛樂圈一分子。他的性格,與這個民族長久倡導的特性相吻合:控制、奮斗、堅韌、在合適的時機還有點中庸之道。


  我們在張藝謀緊張的工作間隙不連貫地拍攝與采訪了他。他處於一種因為權力所帶來的愉快當中,跟我們開了些諸如“我整天都在思考拍照的姿勢,不思考電影”的玩笑,他稱贊某件便服“很親民”。他的眉毛濃黑,夾雜了幾縷“長壽眉”,據說有此特征者生命力持久而頑強。他笑得不少,仍舊不怒自威。

  問:挺忙啊導演。

  張藝謀:幹的就是這活兒。

  問:為什麼決定拍攝《三槍拍案驚奇》?

  張藝謀:我希望嘗試一個新形式,對我來說,現在拍電影喜歡做一些沒有做過的事情,比如這樣的喜鬧劇風格,比如一種獨特的結構和表現方式。小沈陽、孫紅雷(微博)、閆妮等等這些演員,第一角色合適,第二有商業的考量,這一點不用忌諱,他們也都是好演員,我也期望演員在合作中給我驚喜,給我新鮮感、挑戰感。我喜歡意外和驚喜。

  問:總體來講你是個特別喜歡嘗試新東西的人嗎?

  張藝謀:我覺得在拍電影上是,其他未必。(笑)像吃飯就不是,吃飯就永遠是一碗面。

  問:吃飯一碗面,每天睡2、3個小時,傳得像神話似的。

  張藝謀:每天只睡2,3個小時,不光你問,所有人都問,我自己也問。通常我在拍戲的三個月四個月,都是這樣子,可能是我熱愛這個工作,我全身心的投入,有這樣的能力。你要讓我不拍電影睡懶覺,我天天能睡。我覺得這裡面就是個精氣神兒。

  問:《三槍拍案驚奇》是奧運會開幕式後你拍攝的第一部電影,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嗎?

  張藝謀:沒有直接關聯。開幕式的創作經驗和體驗,是畢生的財富,這種財富,首先是一種舉世矚目的效果,一生都碰不到,就是拍電影,開玩笑說,你就拍死了也達不到,這是一個全中國、全世界關注的機會,一個人一生有這樣一次機會,此生無憾吧。其次的財富,在這樣一個超大型的活動中,面臨諸多困難,克服它所帶來的自信力和掌控力,其中的堅持與妥協,對創作都是個很好的鍛煉,這種鍛煉是超大型的,超重量級的。

  問:看開幕式記錄片《張藝謀的2008》,你其實特別焦慮,是因為必須妥協而焦慮嗎?

  張藝謀:我是很焦慮。你看我拍電影,隊伍只有200人,感覺到一切都可以掌控,我只是自己跟自己較勁、設法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、突破自己的條條框框,去尋求新的感覺。這是一種個人創作。奧運會的事情不同,真的不是純個人的,方方面面有許多事情無法掌控,讓你欲速不達,讓你心生焦慮。我是個相對比較堅強的人,你會看到我相當的焦慮,我不知道,也許別的導演擱在我這兒比我還要焦慮,別人還會崩潰。

  妥協也不見得是壞事。因為是一次全中國人寄托的創作活動,目的和意義都遠非個人活動可及,個人藝術上的見識和堅持,常常要讓位給更大的目標。如果在這樣的活動中一味地堅持自我,是很愚蠢的,也是不稱職的,應該大局為重,一定要擺好這個心態。所以妥協是必須的。

  問:你個人創作也會妥協嗎?

  張藝謀:拍電影也要妥協,最簡單的說,要符合國情吧,要通過審查吧。你自己想怎麼拍怎麼拍,不符合現在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商業化,都不行啊。沒有一個創作是真正自由的,就算在國外也一樣,國外一導演,他要妥協的部分同樣多,沒有一個導演敢宣揚說,我是百分百的自由創作。

  問:你說過你的信仰“就是中國會越來越好”,“信仰我們這個民族頑強的生命力”,這種信仰從何而來?


  張藝謀:我是毛主席那個時代教育出來的,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,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宗教,我們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。至今我也什麼都不信,佛教、道教,我也尊重,為了尋求平安,我們這個廟也拜,那個頭也磕,我們把工作都做了,包括電影開機也燒燒香,入鄉隨俗嘛,敬心裡的東西。但實際上我相信嚴謹、認真、負責的工作態度,我相信人可以體現一切,我相信人的精神、人的意志和人的努力。同時我也相信團隊,大家的認真負責。我也相信,我們不至於沒有運氣,開幕式,中國人就這一個機會,沒運氣的時候我們趕上了?我不相信。

  問:你的自信從哪兒來?

  張藝謀:這點是被承認的,我很自信也很堅強。是成長經歷吧。我從小不自信,跟家庭出身有關系,我出身不好,是狗崽子,兒時的苦難或者磨難,讓你慢慢地用平常心來對待。磨難是一種財富,對待這種磨難不要自戀,不要扭曲,反倒會以一個平常心看待一切,可能力量和自信就從這裡來。力量和自信不是說我要這樣我要那樣,我怎麼怎麼蔑視一切,我多牛,牛烘烘,反倒是看開一點,你是個普通人,因為你的職業廣受關注,否則你就是個木匠。其實幹什麼事情都這樣,別拿自己太當碟菜,有自知之明,這樣你碰到困難的時候,不會一下子很脆弱;你碰到一點榮譽呢,也不會一下子就范進中舉,指點江山,激揚文字。我們這行全是這種人,一個片子一牛,哇,一覽眾山小。你也不會那樣兒,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,相信自己的努力。

  問:聽說,你28歲之前,世界觀就確立了。

  張藝謀:世界觀這詞挺大的,什麼是世界觀也挺大的一事。還真不知道哪年確立的世界觀。這話是這麼說的:我在28歲之前,在北京電影學院以前,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,經歷了青春期的成長,所以說應該說在28以前,我的人生經驗已經有方向了,這個人幹什麼,大體上跑不了樣兒了,大體上就是他的性格。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,正好我16歲-26歲,是最重要的成長期,它給人的積累和影響是深遠的。那種狂熱、動蕩、殘酷的生存環境,人性在那個10年文革中的許多本質的表現,這些東西對我日後了解社會、了解人生、判斷很多事情的價值,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堅韌,或者叫承受力,應該是那個時代、百分百是那個時代鍛煉的。

  問:總體來說,你近幾年的創作被評價為“與時俱進”。


  張藝謀:與時俱進,我自己還沒想過這詞兒,不過你這麼說,我倒覺得我拍片子和做文化活動,真的有點與時俱進的意思。這個跟我在創作中很願意追求形式感有關,我這種強烈的追求形式感,常常也招致很多批評,可能正是因為追求形式感的愛好吧,讓你對新的東西很敏感,因為新的東西,常常是以強烈的形式感出現的,不是以內容,不是以豐富的內涵,而是以獨特的形式,所以與時俱進與追求形式感有關。

  內容與形式也是要高度統一的,我們的成長經歷,我們這一代,挺文以載道的,至如今都不能很輕松的看問題,我們活得還是挺沉重的。因為生活經歷,對內容,對嚴肅的內容,我們始終是迷戀的,內容之正宗嚴肅,或者深刻,常常是最了不起的。說回到電影,《三槍拍案驚奇》是形式感的一次嘗試,我希望能發揮一種娛樂精神,內容不要過於沉重、過於正統、過於深刻,當然要有內容,要有人物,要有性格,要有你想講的那句話,但是不是可以讓它以另一個面貌出現,負載簡潔一些,有更大空間,讓年輕人更喜歡呢?

  問:你是怎麼看待批評的?

  張藝謀:特別平常心。這一點都不帶吹牛的,因為批評太多了,所謂虱多不癢,債多不愁,這是村裡的話。從我一開始涉足創作,就習慣了,習慣後反倒以平常心看。而且我認為,無論哪方面批評都是合理存在的,因為作品是公眾性的,基於哪方面的批評都有它的角度,你不必急於說明我不是這樣,我是那樣,你錯了,你誤會了我。後來我發現一張嘴也說不過無數張嘴。有人批評是在乎你,有人批評是本來就是看你不順眼,還有人批評是跟著哄,還有人是無所謂,實際上批評的心態也不一樣,仍舊要以平常心對待,這就是娛樂。

  我老開玩笑說,我們看待自己要有娛樂精神,別把自己當碟菜,別以為我們電影導演都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偉大的藝術家,你在新浪和搜狐,在所有網頁,你得點“娛樂”那欄才能見到我們,我們是娛樂界的。你已經歸到娛樂界去了,批評也罷,表揚也罷,炒作也罷,起哄也罷,是不是都是娛樂的一種啊?(笑)讓大眾開心,讓大眾關注,這都很正常,你幹這活兒的,要不你別幹這活兒,幹一獨立的,自各關家裡欣賞。

  問:你好象總把自己跟“文化人”隔離開?

  張藝謀:文化人太廣泛,我們最近說一個新詞,叫“首文”,首都文藝界(笑)。我們都說首文怎麼樣,首文經常評論你的是500人,1000人?不知道。你得這麼看,你的作品出來,你看報紙上20篇文章批評你,你嚇一跳,感覺全國都在口誅筆伐你了,其實就是首文那20個人。能看到20篇那都了不起了,一般也就3篇,有人看3篇表揚文章就覺得了不起了,其實就是首文裡的仨人,也不定拿錢沒拿錢。開玩笑的說,文化人是個特別大的概念,東說西說,眾口難調,哪一股勢力,那一種流派代表,有沒有松散的緊密的團體?都不確定,看你在意不在意了。你上網,查你名字,一大篇批評,今晚就睡不著覺了。我們常常說老百姓怎麼看,文化人怎麼看,真正老百姓怎麼看,還有個標准,文化人還真沒什麼標准。文化人是哪一派哪一撥的?

  問:你覺得你算文化人嗎?

  張藝謀:算,當然算,我要說我不是文化人誰都不信。我不能算那種博學的文化人,我只是娛樂圈電影界一分子。

  問:你怎麼看待“主流”的評價?

  張藝謀:這個說法是泛政治化的說法。把社會分為主流、非主流、邊緣等等,我不知道這說法的定位在哪裡。西方媒體對我早期作品有個定位,把我定位為一個斗士,其實他們誤會了我,我沒敢做斗士,是時代影響了我。今天他們發現怎麼斗士突然變成了宋江?(笑)我其實不是斗士,也不是宋江。你要讓我說,我有自己的良知、信念、道德標准、價值判斷,我都有,我也是在做一些事情,我沒有高估自己,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什麼樣子,我只是一個熱愛電影、熱愛一些文化演出和活動的人,我有機會就嘗試一下方向,挑戰一下自己。

  問:你滿意自己的現狀嗎?

  張藝謀:我要說我不滿意,誰都不信。從世俗角度看,從功名利祿角度看,我當然是第一個要滿意的;要從我自己的心態看,我還有很多不滿意。我老想拍一部我認為特好、特滿意的電影,我一直沒有這個機會。比如劇本,我一直抱怨,我是導演,不是編劇,可現在2/3精力用在遍劇上,我幻想有一天拿到一個劇本,略做調整我就拍,把90%的精力都用在導演工作上,我覺得就太幸福了。跟80年代相比,好劇本不多,現在也經常下手晚,我現在是劇本荒,吃了上頓沒下頓,你說我能對現狀滿意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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